宋仁宗上 (第1/2页)
一
曹魏严母后临朝之禁，君子深有取焉，以为万世法。唐不监而召武、韦之祸，玄宗既靖内难，而后为之衰止。不期宋之方盛而急裂其防也。
仁宗立，刘后以小有才而垂帘听政，乃至服衮冕以庙见，乱男女之别，而辱宗庙。方其始，仁宗已十有四岁，迄刘后之殂，又十年矣。
既非幼稚，抑匪闇昏，海内无虞，国有成宪，大臣充位，庶尹多才，恶用牝鸡始知晨暮哉？其后英宗之立，年三十矣，而曹后挟豢养之恩，持经年之政；盖前之辙迹已深，后之覆车弗恤，其势然也。
宣仁以神宗母，越两代而执天下之柄，速除新法，取快人心，尧、舜之称，喧腾今古。
而他日者，以挟女主制冲人之口实，授小人以反噬，元祐诸公亦何乐有此。而况母政子政之说，不伦不典，拂阴阳内外之大经，岂有道者所宜出诸口哉？
夫汉、唐女主之祸，有繇来矣。宫闱之宠深，外戚之权重，极重难返之势，不能逆挽于一朝。故虽骨鲠大臣如陈蕃者，不能不假手以行其志。
至于宋，而非其伦矣。然而刘后无可奉之遗命，而持魁柄迄于老死而后释，孰假之权？
则丁谓之奸实成之也。谓以邪佞逢君，而怨盈朝野，及此而事将变矣，结雷允恭以奉后而觊延其生命，则当国大臣秉正以肃清内外，在此时矣。王曾执政，系天下之望者不轻，曾无定命之谟，倡众正以立纲纪，仍假手乞灵于帘内，以窜谓而求快于须臾；刘后又已制国之命，而威伸中外，曾且无如之何。然则终始十年，成三世垂帘之陋，激君子小人相攻不下之势，非曾尸其咎而谁委哉？
曹后之(贼)[悍]也，先君慎择付托之嗣子，几为庐陵房州之续，则刘后之逐宰相者，逐天子之竽也。微韩公伸任守忠之法，而危词以急撤其帘，浸使如曾，宋其殆矣！韩公一秉道，而革两朝之弊。后起之英，守成宪以正朝廷，夫岂非易易者？而元祐诸公无怀私之(恶)[慝]，有忧国之心，顾且踵曾之失，仍谓之奸，倒授宰制之权于簪珥，用制同异之见于冲人，以不正而临人使正，不已懵乎！
夫昔之人有用此者，谢安是也。安图再造之功于外，而折桓氏之权于内；苦势已重，不欲独任魁柄，以召中外之疑，贻桓氏以口实。抑恐群从子弟握兵柄，(泊)[治]方州，倚勋望以自崇，蹈敦、温之覆轨。
故奉女主以示有所禀，而自保其臣节。元祐诸公，夫岂当此时、值此势，不得已而姑出于是哉？所欲为者，除新法也。所欲去者，章惇、蔡确邪慝之鄙夫也。进贤远奸，除稗政，修旧章，大臣之道，大臣之所得为也。
奉嗣君以为之，而无可避之权，建瓴之势，令下如流，何求不得？而假灵宠于宫闱，以求快于一朝，自开衅隙以召人之攻乎？易动而难静者，人心也。攻击有名、而乱靡有定之祸，自此始矣。用是术者，自王曾之逐丁谓倡之。韩公矫而正之，而不能保其不乱。邪一中于人心，而贤者惑焉，理之不顺，势不足以有行，而世变亟矣。
夫奉母后以制冲人，逆道也。躬为天子矣，欲使为善，岂必不能？乃视若赘疣，别拥一母后之尊，临其上以相钳束：行一政，曰：太后之忧民也；用一人，曰：太后之任贤也。非甚盛德，孰能忍此？即其盛德，亦未闻天子之孝，唯母命而莫之违也。
且以仁宗居心之厚，而全刘氏之恩于终始，其于政事无大变矣。而刘后方殂，吕夷简、张耆等大臣之罢者七人，王德用、章德象俱以不阿附故，而受显擢。
则元祐诸公推崇高后以改法除奸，而求其志道之伸，保百年之长治也，必不可得矣。太后固曰：“官家别用一番人。“而诸公不悟，旴豫以鸣，曾莫恤后灾之殆甚，何为者也？王曾幸而免此者，仁宗居心之厚，而范希文以君子之道立心，陈“掩小故以全大德“之言，能持其平也。观于此，而韩、范以外，可谓宋之有大臣乎？
不可拂者，大经也；不可违者，常道也。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，既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妇道之正也。虽有庸主，犹贤哲妇。功不求苟成，事不求姑可，包鱼虽美，义不及宾。此义一差，千涂皆谬，可不慎与！
二
仁宗之称盛治，至于今而闻者羡之。帝躬慈俭之德，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，皆所谓君子人也，宜其治之盛也。夷考宋政之乱，自神宗始。
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、贻讥于后世者，非有奢淫暴虐之行；唯上之求治也[已]亟，下之言治者已烦[尔]。乃(俞)其(臣)[召]下之烦言，以启上之佚志，则自仁宗开之。而朝不能靖，民不能莫，在仁宗之时而已然矣。
国家当创业之始，繇乱而治，则必有所兴革，以为一代之规。其所兴革不足以为规一代者，则必速亡。非然，则略而不详、因陋而不文、保弱而不竞者，皆有深意存焉。君德、民心、时会之所凑，适可至于是；既至于是，而亦足以持国于不衰。乃传之数世而獘且生矣。
獘之所生，皆依法而起，则归咎于法也，不患无辞。其为獘也，吏玩而不理，士靡而亡实，民骄而不均，兵弛而不振；非其破法而行私，抑沿法而巧匿其奸也。
有志者愤之，而求治之情，迫动于上，言治之术，竞起于下；听其言，推其心，皆当时所可厌苦之情事，而厘正之于旦夕，有余快焉。虽然，抑岂必归咎于法而别求治理哉？吏玩而不理，任廉肃之大臣以饬仕阶而得矣。士靡而亡实，崇醇雅之师儒以兴正学而得矣。
民骄而不均，豪民日竞，罢民日瘠，人事盈虚之必有也；宽其征徭，疲者苏而竞者无所容其指画矣。兵弛而不振，籍有而伍无，伍有而战无，战争久息之必然也；无荐贿之将，无私杀之兵，委任专而弛者且劝以强劲矣。
若是者，任得其人，而法无不可用。若十一千百之挂漏，创法者固留有余以养天下而平其情。匹夫匹妇祁寒暑雨之怨咨，猾胥奸民为鼠为雀之啄龁，恶足坏纲纪而伤教化？有天下者，无容心焉可矣。
宋自建隆开国，至仁宗亲政之年，七十余岁矣。太祖、太宗之法，敝且乘之而生者，自然之数也。夫岂唯宋祖无文、武之至德，议道之公辅无周、召之弘猷乎？
即以成周治教之隆，至於穆、昭之世，蛹蠹亦生于简策，固不足以为文、武、周、召病也。法之必敝矣，非鼎革之时，愈改之，则弊愈丛生。苟循其故常，吏虽贪冒，无改法之可乘，不能托名逾分以巧为吹索。
士虽浮靡，无意指之可窥，不能逢迎揣摩以利其诡遇。民虽强可凌弱，无以启之，则无讦讼之兴以两俱受毙，俾富者贫而贫者死。兵虽名在实亡，无以乱之，则无游惰之民以枭张而起，进则为兵而退则为盗。
唯求治者汲汲而忧之，言治者啧啧而争之，诵一先生之言，古今异势，而欲施之当时，且其所施者抑非先王之精意；见一乡保之利，风土殊理，而欲行之九州，且其所行者，抑非一邑之乐从。神宗君臣所夜思昼作，聚讼盈廷，飞符遍野，以使下无法守，开章惇、蔡京爚乱以亡之渐者，其风已自仁宗始矣。
前乎此者，真宗虽有淫祀骄奢之失，王钦若、丁谓虽有贪权惑主之恶，而李太初慎持之于前，王子明谨守之于后。迨乎天圣、明道之闲，老成凋谢已向尽矣。仅一直方简重之李迪，起自迁谪，而任之不专。
至若王曾等者，非名节之不矜也，非勤劳之不夙也，以术闲道，以气矜刚；而仁宗(当)[耽]受谏之美名，慕恤下之仁闻，欣然举国以无择于听。
迨及季年，天章开，条陈进，唯日不给，以取纲维而移易之；吏无恒守，士无恒学，民无恒遵，兵无恒调。所赖有进言者，无坚僻之心，而持之不固；不然，其为害于天下，岂待熙、丰哉？知治道者，不能不为仁宗惜矣。
夫秉慈俭之德，而抑有清刚之多士赞理于下，使能见小害而不激，见小利而不歆，见小才而无取，见小过而无苛；则奸无所荧，邪无能闲，修明成宪，休养士民，于以坐致升平，绰有余裕。
柰之何强饮疥癣之疾以五毒之剂，而伤其肺腑哉！故仁宗之所就者，概可见矣。迹其谋国，则屡败于西而元昊张，启侮于北而岁币增。迹其造士，则闻风而起者，苏氏父子掉仪秦之舌；揣摩而前者，王安石之徒，习申、商之术；后此之挠乱天下者，皆此日之竞进于大廷。故曰神宗之兴怨于天下、贻讥于后世者，皆仁宗启之也。
夫言治者，皆曰先王矣。而先王者，何世之先王也？孔子曰：“吾从周。“非文、武之道隆于禹、汤也。文、武之法，民所世守而安焉者也。孟子曰：“遵先王之法。“周未亡，王者未作，井田学校所宜遵者，周之旧也。
官习于廷，士习于学，民习于野；善者其所夙尚，失者其所可安，利者其所允宜，害者其所能胜；慎求治人而政无不举。孔、孟之言治者，此而已矣。啧啧之言，以先王为口实，如庄周之称泰氏，许行之道神农，曾是之从，亦异亦异于孔子矣。故知治者深为仁宗惜也。
三
仁宗有大德于天下，垂及今而民受其赐；抑有大弊政以病民者二百年，其余波之害，延于今而未已。
盖其求治之心已亟，但知之而即为之，是故利无待而兴，害不择而起。
其有大德于天下者，航海买早稻万石于占城，分授民种，是也。
其种之也早，正与江南梅雨而相当，可以及时而毕树艺之功；其熟也早，与深秋霜燥而相违，可弗费水而避亢旱之害；其种之也，田不必腴而获不赀，可以多种而无瘠芜之田；皆其施德之普也。昔者周有天下，既祀后稷以配天，为一代之祖；又祀之于稷以配社，享万世之报。
然则有明王起，饬正祀典以酬功德，奉仁宗以代周弃而享祀千秋，其宜也。惜乎无与表章者，史亦略记其事而不揄扬其美，则后王之过也。
若其弊之病天下者，则听西川转运使薛田、张若谷之言，置交子务是也。交子变而为会子，会子变而为钞，其实皆敝纸而已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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