汴梁时月 第549章 军功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军功赏赐是中国古代帝王激励将士奋勇杀敌的主要手段：「自古帝王，以恩威驳将帅，赏罚驳士卒」。军赏源于先秦，备受兵家推崇，「壹赏则兵无敌」，被视为激发士气的关键因素。宋朝十分重视军赏在保家卫国中的作用，军赏规模和次数超过前朝，赏格的制定、军功的评议与管理得到进一步地完善和发展。
　　
　　宋仁宗庆历后，因陕西用兵，令近臣修订赏格，「比旧文益为详密」。宋仁宗时期成书的《武经总要》根据兵种不同将军功分为5等或4等，详细规宰了赏赐物品和数额。军赏的首要标准即「计首论功」。「计首论功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评定标准，商執变法前即已推行。宋人以为「不以得级为功，则战士无所激」，仍将首级作为评定军功的首要标准。南宋叶适认为取人首级可「不战而屈人兵」，主张重奖。彼有无穷之级，我有无穷之赏。以其名王、贵壻下至千户级来者，差次重赏，级至二十万，则真胡人部伍离散」。最终可将金人赶出国境。
　　
　　「计首论功」的赏赐标准依据物品有所不同，「伏见祖宗旧制，军功赏格以首级为法。每获一级，或转官资，或支银絹」。《武经总要赏格》中规定：「杀贼，斩一级者」按第四等功，第四等功各赏絹、钱3匹贯。不过在具体推赏时，或赐绳，或赐钱，钱绢并赐的情况较为少见。以領作为赏赐品时，一级最高赏金为数千匹，最低为5匹。
　　
　　计首论赏虽可激励阵前将士奋勇杀敌，但也带来恶劣的后果和影响。如极易使将士争抢首级，错乱行伍，甚至导致战败。且战事紧张之际，兵士多无暇顾及斩首，所获首级多为战后斩获。「当奔突交战之际，岂暇获其首邪？此必战后翦来，知复是谁？」另外，因招降不如斩获首级赏赐丰厚，有不少宋军在敌方已降的情况下仍痛下杀手。
　　
　　生擒
　　
　　生擒的赏格标准相当于或略高于斩获首级。宋太宗雍熙北伐时制定边民赏格，生擒敌人者每获1人赏钱5贯，宋真宗咸平三年（1000年）赏钱10贯。宋哲宗绍圣四年，规定能生擒老少妇女者，每名赐绳10匹。因担忧将士生擒敌人，妄加屠戮，规定除获得相应的物质奖励外还可转资。
　　
　　奇功赏至少在宋仁宗时已设立。熙河幵边，为激励将帅士兵用命，宋廷增加了不少赏格，注重实际作战情况。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，宋神宗听从宰相韩琦建议再立奇功赏。临阵对敌时，先锋驰入、陷阵突众为奇功，可不按常格酬奖，由主将临时录奏，破格迁转。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，针对各地军赏厚薄不均的情况，殿中侍御史张震建言立定赏格，将战功分为4等，拔城、斩将、破敌，称为奇功，立为首功；其次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等，各转若干官资。除迁资外，立奇功者还可获赐钱物。
　　
　　宋廷对缴获物资赏赐最重者莫过于马匹。马匹是中国古代军事对抗中重要的战略物资，能否拥有一定数量的马匹在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。宋代已失去对西部、西北部大片疆域的统辖权，缺少优质马匹，而西夏、辽军善于骑射，拥有难以抗衡的骑军。因此宋朝对缴获马匹者多予以重奖，与生擒人口相同。宋太宗时规定获上等马赏钱10贯，中等马赏钱7贯，下等马赏钱5贯，以马匹品质作为赏赐标准。之后标准有所提高，宋真宗咸平三年（1000年），缴获1马匹赐帛20匹。另外夺得衣甲器械者也可获赐茶帛等，依据缴获物资的数量、类别予以奖赏。
　　
　　因伤受赏多带抚恤性质，但也含有褒奖之意。如太平兴国四年征战太原时，天武军校荆嗣率众登先，手刃数贼，身受重伤，宋太宗召见时赐锦袍、银带。咸平二年，赵保吉侵犯麟州（今陕西神木，知府州折惟昌力战受伤，宋真宗遣中使劳问，赐金丹、上尊酒、锦袍、金带、名马、器币。宋神宗元丰二年，閤门抵候、知雄州归信容城县李泽与辽兵格斗身
　　
　　负重伤，诏迁一官，赐绢50匹，宋廷常以抚恤的名义对受伤官员予以嘉奖。在登录军功时，受伤士兵还享有优先权。如宋真宗朝平定叛卒刘吁后，按惯例以首级论功赏，而左谏议大夫张咏先录受伤兵士之功，其次为斩获首级者。「是时军情仰公赏罚至当，相顾欢跃」。张咏认为以士兵伤情作为登录军功的首要标准更符合战前军情，因此受到官兵拥戴。
　　
　　剌探敌方军情可获酬奖。」宋太宗朝知制浩田锡认为刺探军情非常重要，「狄中自有诸国，未审陛下曾探得凡有几国否？几国与匈奴为仇？若悉知之，可以用重赏，行间谍。间课若行，则戎狄自乱，戎狄自乱，则边鄙自宁」。即用重赏募得间谋，离间藩国，使其互相征伐，交相侵害，最终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。
　　
　　苏辙也以为「三军之事，莫亲于间，赏莫重于间」，认为应高度重视对敌情的获取，重赏刺探情报之人。宋廷专门制定有报告敌情的赏格，宋仁宗庆历七年因西夏军队不时扰边，诏令陕西、河东经略司「缘边蕃汉户有能先期来告者，与优赏之，仍定赏格以闻」。宋廷还曾设立了奖励探报者的专项资金，如宋神宗元丰元年，专门划拨给熙河经略司一笔经费，《作为刺探军情的费用。最初因赏赐过轻，探报多有不实。「夫百饼之茶，数束之彩，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」，探报者并不用心刺探敌情，「近年探事人，徒有其名，至于酬赏，全然微薄，以致规逻之人，不肯探伺」。故宋哲宗元祐七年规定陕西、河东经略司以封桩或军赏钱物作为赏赍来源，根据情报的实际价值确定酬金，较之以前有所提髙。宋朝军功赏格中规定「规得贼情者赐物，如因此败贼，优与酬赐」，探报若有助于战况发展，击败敌人，则赏赐更厚，「如有探知贼大谋秘计，因此广致克获」者还可视为奇功。
　　
　　宋廷通过教阅评定军士的武艺高下，并重点奖励高强精进者。北宋初期皇帝常亲临教阅，尤胜者按等级升迁，不过当时还未见有较为细密的教阅法。北宋中期以后教阅法逐渐受到重视和推广，宋仁宗庆历年间，韩椅在狭西设立弓弯挽强、踏硬、射亲格，每年分春秋两次教阅，被推广至其他各路。
　　
　　宋朝教阅法多具有针对性，依地域、兵种而定。如熙宁元年颁布河北诸军教阅法，五年四月设立殿前马步军春秋校试殿最法，五月设立幵封府界诸县教阅法，七年王安石建议设立御前阅试法，教阅五路诸军，希望通过赏罚制度淘汰怯懦体弱之员，奖励武艺精湛之士，「使一路皆为精兵」。
　　
　　元丰四年，除设立首级、轻重伤等赏格外，还将几十种难以明确归类的战功分为五等，称为五等杂功，以考察战争中的实际表现为准。所谓「杂功」可谓名副其实，如按期输送军粮、阴阳官占卜应验均可列为三等杂功，军医探取箭头、治愈伤员列为四等杂功，急脚子及时传送机密文字，兽医医治军马同列为五等杂功。南宋军赏名目颇多，有川广买马赏、两淮捉获私渡赏、人户起发海船赏、军兵防托海道赏、诸州军造铁甲赏、土豪召募强壮赏等。
　　
　　宋代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评议与管理军功的系统，包括战果的总结、上报、确认、审核、勘验、行赏等各个环节。
　　
　　每次战役结束后，官兵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大概莫过于功赏的推行，而朝廷所关注的也是如何总结战果，奖赏勇敢善战之辈，惩罚胆小怯懦之人，赏罚得当才能激励将士取得更佳战果。
　　
　　宋朝还有所谓的「功过簿」、「功罪簿」，宋仁宗嘉祐六年始，要求诸军把将士功过随时登录在册籍上，称为「随军功过簿」，作为军士迁补的依据。宋高宗建炎四年规定每有战争，枢密院即给印薄一面，号称「功罪簿」，授给将臣，凡有功过，均记录在簿上。奏功之日，即将功罪簿缴纳给枢密院。「功过簿」、「功罪簿」应是上报功状的主要来源之一。
　　
　　为避免虚报战果，宋廷对功状的总结和上报加大监督和审核力度。由军队总结战果，书写功状，上报者多有趋利避害的心理，夸大战绩，而尽可能地隐瞒或淡化败绩。北宋初年尚未有较为严密的审核制度，功状上报后朝廷多派内侍核实。单凭个人力量监督，易于掺杂主观因素，弄虚作假。北宋中期以后冒赏现象愈益突出，宋廷出台了相应的防范措施。宋神宗熙宁元年，朝廷要求陕西沿边诸路的功状须与事实相符，「结罪保明以闻」，即要求相关人员对功状进行担保，并承担法律责任，若功状与事实不符则对担保者予以论处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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